1950年，国家初步稳定，匪患逐步得到平息。在此背景下，刘伯承将军辞去军中职务，毅然决然地提出申请，自愿投身于创建和培育中高级将领的南京军事学院的伟大事业。我们立志将这所军事学院塑造成“东方的伏龙芝”，以及“东方的西点军校”。鉴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当时的教材、条令与条例均全面继承了苏联的模式。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打了共产国际一个冷不防。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央先后发出了五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并明确提出：“在学习外来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的僵化学习方式，坚持以学促用，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

然后刘伯承就对之前全盘接受的苏式教学作出了改进，举例说明：一、将“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调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并在其间增设一餐点心与水果时间。二、将那类常使人难堪的“三堂会审”考试，改为考察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考核内容。

1956年8月，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给彭德怀写信，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鉴于上述观点，学院提出的‘抵制经验主义，防范教条主义’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口号，似应请领导层予以深思熟虑。”彭德怀元帅对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批示。

1956年11月，刘伯承元帅不幸遭遇眼疾再次发作，不得已暂停公务，进入休养阶段。

1956年11月30日，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表示：“我刚刚卸任军委训练总监部职务，此前我在该部门辛勤工作了四载有余。在我离任之际，我深刻地意识到，北京在军事思想领域正面临着严重的混乱，这一状况亟需引起中央及军委领导的高度关注。为此，我撰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一文，恳请您审阅，并将此文转呈给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军委的首席领导人。”

担任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审阅蔡铁根的信件后，迅速作出批示：

“蔡铁根同志致邓小平同志的来信，须送达军委主席、各位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以及各部门的首领，以及国防部的各位副部长审阅。”

正是如此，一场旨在打破教条束缚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同年，我国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率工作组赴南京，分别在军事学院与总高级步兵学校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随后，张宗逊上将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既肯定了院校在借鉴苏军经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又指出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偏颇，甚至不恰当地将一些不适合我国军队实际的东西引入其中。彭德怀元帅审阅了这份报告后，深感南京军事学院存在诸多问题，遂决定亲自前往实地考察，以便着手进行整改。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详述其计划与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十多位高级将领一同前往南京军区，旨在检视国防工事并考察地形，同时亦将关注学院运作、军事训练、军队内部关系以及军民关系等方面。毛泽东于次日25日作出批复，予以批准，并在批文中特别强调：“务必关注军队中的思想动向及政治教育状况。”

2月27日，彭德怀抵达南京，与陈赓、谭政同往，共同聆听学员们的汇报。翌日，即3月2日，他参与了学院领导干部的集体汇报会。然而，由于刘伯承院长正在上海休养，未能与会。在听取汇报结束后，彭德怀发表了题为《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的讲话，该讲话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议。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显著的不足是教条主义倾向较为突出。其最明显的体现，便是教学内容与我国军队的现实状况存在较大脱节。在教材与作业的选取上，对于军队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对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关照不足，多数情况下采纳了“一长制”的原则。

“……就学院而言，自成立以来已逾六年，然在结合我国我军实际情况开展教学方面，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尤其是自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后，众多同志已认识到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院党委仍犹豫不决、踌躇满志、拖延决策，未能果断下定决心，导致党委在教学工作中滞后于客观实际。”

彭德怀重返北京后，对这篇讲话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审阅与修订，并于4月24日将其呈送给了毛泽东。随信附言道：

“此次在南京，我深入考察了军事学院的相关情况。与该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座谈，发现该院在教学实践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鉴于该学院是我军高级干部的培养基地，对全军的教育体系和部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特意向学院党委发表了一次讲话，重点强调了学院应积极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行动。”

毛泽东于25日作出批示：“批准退回彭德怀。文件已审阅，予以同意。”

彭德怀亦将此篇讲话稿转赠予邓小平，邓小平览毕后转交周恩来。嗣后，彭德怀对讲话内容略作修订（将“工作是有成绩的”更改为“成绩是显著的”），并将其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及军委汇报》的一部分，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诸位领导人。

在本文的开篇部分，彭德怀对学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并对学院的各项成果进行了详尽的罗列。随后，他深入剖析了学院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确指出：

从汇报内容分析，学院的教学中并非仅仅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教条主义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教学内容与我国及我军的现实状况存在较大脱节。

“显然，鉴于军事学院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出现当前这种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实属意料之中。这并非任何个人的责任所在。若要追究责任，我亦难辞其咎。”

彭德怀《汇报》指出：

六年多时间已过，然我国我军实际教学结合的问题，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尤其是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五份整风文件后，众多同志已深刻认识到反对教条主义之必要性，但院党委却依旧徘徊不前、犹豫不定、拖延决策，未能果断作出决定，导致党委在教学工作中的领导地位落后于实际情况。

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首当其冲，避无可避，于是他在病榻之上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与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旨在学习贯彻《汇报》的精神，并就此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学院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是基本且主要的”，同时认为所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其性质主要源于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外国经验时产生的教条主义倾向。向”，并进一步提出，“党委深入探讨，集思广益，秉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并遵循群众路线，必定能够取得显著成果。”这是低姿态的委婉检讨。

原句：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然而事态急转直下。润色后：原本以为一切至此即可画上句点，却不料局势突生变故，急转直下。

然而，在北京负责主持训练总监部日常工作的萧克上将，对于彭德怀将军所提交的报告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信，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的判断过于严峻，实际上问题仅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国军队的现实状况存在一定的脱节。特别是，他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即将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革命化”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这种表述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萧克上将话音刚落，风暴即至。

1957年夏季，彭德怀元帅发起、党中央同意，开始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全军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进行“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

“军事学院的深处便是教条主义的根基所在，而其指挥中枢则位于我们的训练总监部。”

原本并不繁复的琐事，竟被过分夸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刘伯承，不仅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与政治委员，更是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首任部长。显而易见，他成为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焦点。叶剑英元帅则领导着训练总监部的工作，因此，他也成为了批判的靶心。

1957年8月6日，刘伯承将军正式提出辞呈，军委随即予以批准。

1958年，林彪当选中央副主席后出手了，在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上作出了如下讲话：

“某些单位并未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视为军事教学的核心教材，仅仅将其作为辅助材料，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更有甚者，有些单位甚至连参考书目也未将其列入，这更是不合时宜。”

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大会依次点到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字，即便两位元帅叶剑英与刘伯承也未能例外。

关于刘伯承是否应在会议上进行自我检查的议题，毛泽东表示：

“请刘伯承同志注意休息，他无需亲自出席此次会议进行检讨，仅需表明立场即可。”

邓小平曾言：

刘伯承同志工作态度极为积极且严谨，对组织始终抱以崇高的敬意。尽管今年已届66岁高龄，且身患疾病，但仍请各位注意，不宜对其工作安排过于紧张。

陈毅至北京医院，告刘伯承。

“何须你亲自撰写检讨呢？若需执笔，便让我来代劳，只需撰写一百字即可。”

刘伯承必须出席并检讨。

7月10日，病重的刘伯承被抬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检查。

7月19日，邓小平于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强调了要公正地对待刘帅。他指出：

我对伯承同志充满敬意，我们彼此合作已久。听闻他犯有过错，我内心实感不安。伯承同志近年来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不至于过去的表现皆不尽人意。不能全盘否定他多年来的贡献。如此评判，显失公允。

随后，在9月13日，刘伯承辞去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专心休养治病，这可视为一种妥善的降温处理。

负责全军训练事务的叶剑英亦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发表了检讨讲话。随后，他退居幕后，直至1959年，方才再度复出，以应对愈发复杂的斗争局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军亦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会上，粟裕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会议落幕不久，粟裕将军便被免除总参谋长的职务，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他人则未能享有同样的好运。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至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之职，仍需不断承受批判和完成检讨。钟期光亦被剥夺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的职务，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归国后，叶剑英将他调至北京，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其地位亦有所下降。

更为不幸的是，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以及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均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与此同时，众多高级将领与高中级干部亦被诬陷为“反党分子”。

萧克经历了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批斗。某日，他竟剧烈吐血。医生将盛满鲜血的痰盂呈示给在场人员。然而，这些人非但未流露出一丝同情，反而对医生进行了指责，认为他“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坚定”。

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际，萧克同志受命调整职务，降至农垦部副部长之位。李达同志亦有所变动。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荒诞至极，被迫上台批判。在“萧李反党宗派集团”事件中，郭天民亦未能幸免，随后便被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萧李反党集团，免职。

众多人员遭受开除党籍、军队除名，乃至被流放到边疆进行劳动改造的遭遇，其中不乏含冤而终者。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及其家人离开南京，迁往北京定居。在告别之际，新任院长廖汉生深情地表达道：

老首长受过不少罪。

1980年，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及张震同志就总参谋部的工作向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汇报，并就“反教条主义”问题的处理办法进行了请示。邓小平同志指出：

反教条主义非误。

在那时，我担任了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这是毛主席亲自指派的，我无法拒绝。尽管如此，在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中，我尽力维护了刘帅的利益。我向毛主席表达过，您不是赞誉二野善于战斗吗？若没有司令员的领导，我这个政治委员又能有何作为？战斗的核心力量始终在于司令员。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

在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颁布了编号为“纪”字1987年第十五号的命令性通报，旨在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不公的同志们恢复名誉。

注释

在1960年代，埃德加·斯诺与我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摩红卫兵的游行。斯诺好奇地问道：“我常常思索，那些高声呼喊口号、热情挥舞旗帜的人们，他们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打着红旗的同时却在反对红旗呢？”

毛泽东：“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人总是要死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要见上帝，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活一万岁？”我最反感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资派’——那些罢了官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过去我们抓了俘虏不打不骂，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呢！现在因虐待他们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第二件事就是说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得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