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赓师长在东征途中

杨得志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发起东征。

所谓东征，就是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通过山西，开赴冀、察前线，直接对日作战。当时，山西是个薄弱方向。一是阎锡山和蒋介石有矛盾，阎锡山搞“独立王国”，连铁路都是窄轨的，蒋介石难以完全控制他;二是阎锡山与日寇早有勾结，在黄河一线设置了“堡垒防线”，阻挡红军抗日，这暴露了他卖国求荣的真面目。可是山西和整个敌后人民，热切盼望和期待红军奔赴抗日第一线。当然，比陕北富裕得多的山西，对于我们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发展抗日武装，进行抗日宣传也都是十分有利的。

东征之前，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编为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这之后，红1军团决定由红13团、红3团和红1团为基础组建一个师，恢复红1师的番号。任命陈赓为师长，杨成武为政治委员，耿飚为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我为副师长。全师约3000余人。没有营，由团直接领导连。红1师面临的任务是渡河东征。

1936年的春天来得似乎特别早。一二月份，气候便逐渐转暖，黄河有了解冻的征兆。我们原定踏冰过河的方案，不得不改为船渡。可是在这被称为“天堑”的黄河对岸，阎锡山设置了高碉暗堡，以重兵组成了一条号称“攻不破的壁垒防线”。能不能突破敌人的这条防线，成了我们能否夺取东征胜利的关键。师的主要负责同志把精力几乎都放到抓渡河训练上去了。作为师长，陈赓同志自然更加劳累。

有天晚上，风大，气温低，很冷。我陪陈赓同志检查完部队训练情况，返回驻地。进到屋里刚点上灯，铺开地图，参谋就跑来报告说，军团部指示，要师里派一名领导同志亲自到预定的渡口去。任务是实地勘察地形，进一步了解敌情，以便最后确定突破点。

按照陈赓同志的一贯作风，他是一定要亲自出马的。没想到，他把昏暗的煤油灯拉到地图面前，和我作了一番具体研究后，说:“老杨，这件事看来要你代劳了。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这本来就是我份内的事嘛!”

陈赓同志走到土炕边坐下来，一只手把负过伤的腿搬到炕上，轻轻地抚摸着，压低声音说:“这几天我的腿闹‘独立性’，看来要搞点‘破坏活动’—不然，这件事是轮不到你的。”

我坐到他的身旁，间:“是疼，还是……”

“声音轻些嘛!”陈赓同志把被子拉到背后，顺势躺下来说，“酸、疼、木、麻，‘四味俱全’。怎么搞的嘛!”他大概发现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声音也大了起来，笑了笑。“哎，‘君子协定’，替我保密。

热炕头上睡上一晚，天一亮就会好的!”他见我坐着不动，又说，“你去忙你的，让我睡，让我睡。明天我送你们出发。”

我找了侦察班长小周和4个侦察员，仔细研究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这时的风虽然小了许多，但依然很冷。这种“干冷”，我们南方人是很不习惯的。我回到屋里，见了陈赓同志盖着条薄薄的被子，那被子也许还是他从江西苏区带出来的哩!他睡得很熟，当我把一条线毯加盖到他的身上时，他一点也不知道。然而，我对着小小的煤油灯，望着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我想了许多。

陈赓同志不仅在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位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真实的故事和并非臆造的传说，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很有特点、又有教育意义的书。他比我长7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以作我的兄长。他十四五岁当兵，19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20岁刚过便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作党的秘密工作。他同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鲁迅先生有过密切的交往，向鲁迅先生介绍过我们红军的情况。30年代初，他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12师师长。后来因负重伤去上海治疗时，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酷刑而坚贞不屈。蒋介石曾亲自“劝降”，遭到陈赓同志严词拒绝。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我们没有机会见面。长征中，他一直随中央纵队，任干部团团长。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他中等个子，那时很清瘦，戴着眼镜，走路虽有些跛，但大将风度不减。他这个人对革命事业忠诚、坚定，对部队要求严格、关怀、体贴。对上对下都异常豁达坦率、豪爽开朗。生活上可以说有些不拘小节。就餐时，他可以和战士们抢肉吃;休息时，可以夺警卫人员或者老乡的烟袋，作“吐烟圈”的游戏;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的夫人开那种别人开不出来的玩笑;也可以在毛主席作报告的时候，跑到台上去喝毛主席缸子里的水。指战员们喜爱他、信任他、尊敬他，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自己的亲人。而这时的他还不满33岁呢·一我记起了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想，陈赓同志应该算这样的人……

……我面前这盏用西药瓶子自制的小油灯，结出一个个果实似的灯花，一跳一闪的仍很明亮。我看陈赓同志嘴角上挂着笑意，不但睡得满熟，好像也很香甜，自己才感到有些发困了。

天大亮了，陈赓同志推醒我，说:“太阳已晒到屁股，好出发了。”

我见侦察班长小周和4个侦察员身穿土布衣服，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完全是陕北农民的打扮，装化得不错，很高兴。我问陈赓同志:“怎么样?”

陈赓同志说:“满好嘛!我这个当过‘探子’的人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哩!”

“哎，”我说，“我间你的腿怎么样了?”

“噢，”陈赓同志笑了，“不是说过了吗?睡一觉就好—陕北的土炕胜过上海的大医院哩!”

我换好陕北农民的衣服，正要走，陈赓同志问:“你怎么不带个侦察参谋?”我告诉他，外出侦察只带侦察员不带参谋，成习惯了。他点点头，对侦察员们说:“要当心副师长的安全哟，出了纸漏我找你们5个算账，听到了吗!”

侦察班长小周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参军的，虽说只有十七八岁，但侦察工作的经验已经不少了。他很严肃地对陈赓同志说:“请师长放心，我跟副师长行动不止一次了。”

这天的风虽然小了些，但依然很冷。我们走了大半天才来到黄河边。黄河不同于我们经过的大渡河、金沙江，也不同于乌江。

它河面宽阔，流水混浊，大概是由于春季水浅的缘故，表面上看，水的流速不快，没有什么惊涛骇浪。缓缓的流水，推动着巨大的冰块顺流而下，声音沉重，浑厚有力，好像组藏着无穷的力量尚未爆发出来似的。有人说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摇篮，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想是很有道理的。后来听到冼星海同志《黄河大合唱》那气势磅礴、雄伟激越的旋律，真感到人民艺术家把伟大的黄河表现得淋滴尽致，万般传神了。和我同行的五个同志中，只有一个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大家让他讲一讲黄河的故事，他讲不出，只是愤愤地说:“这可是条害死人的河。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一个姑姑都死在河里—那是秋天，发大水，没人管，木板船被大浪撞翻了......”可见，黄河发怒还是相当厉害的!

我们来到了距对岸敌人只有五六百米的河边。在我们周围，零零散散的有几位老乡，那时季节还早，不知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很自然地掩护了我们。我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做着耕翻土地的动作，极目望去，只见敌人在河对岸的山顶、山腰、山脚和近处的村口、路边，都构筑了堡垒、工事，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瞭望哨。但在蜿蜒无际的黄河防线上，仍显得稀稀拉拉，比较零散。敌人的士兵，大部分倒背着枪，弓着腰在河边走一趟，便躲到背风处吸烟、打磕睡去了。有的哨兵偶然朝我们这边看看，举着枪挥动几下，好像要我们走开。我们学着老乡的样子，向他们招招手，指指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干农活的，他们也就再也不管了。我想，这些人到死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对面，有一个红军的副师长和5位侦察员。我让侦察班长小周把观察到的情况—地形、道路、哨兵活动规律和能够看得见的火力配置，画成草图。小周确实有办法，他一会儿装作解大便，蹲在地上画;一会儿指手画脚，装作要向敌哨兵说明什么，尽量靠前观察核对，真可以说既大胆又心细。其他几位侦察员则尽力和他配合。应该说，小周是这次侦察的具体执行者，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师部队如何渡河，渡河后又如何展开……

冬天，太阳落山早，小周把草图画好，走到我跟前说:“副师长，全部搞好了，我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示意大家拉开距离往回走。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夭完全黑了下来。越刮越猛的西北风，夹杂着米粒大小的沙土向我们袭来。白天只管侦察，大家都没顾得上吃饭，如今干粮冻得像石头，啃也啃不动。更糟糕的是天太黑，虽然有指北针，来时的那条路，我们却分辨不清了。荒郊野地，连个村子也难见。怎么办呢?战士们问我，我说:“往前走，找个村子住一晚上。”我相信，在根据地内，只要找到人家，哪怕只有一户呢，战士们就不会挨饿受冻。又走了好长一段路，发现前面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大家高兴怎么样?”我指指被子，指指饭碗，说:“这不是很好吗!你们呢?”小周说了声:“都一样，很好!”才放心地走了。两位老人看着我吃完饭，说:“俺家就这么一铺炕，今夜咱们就睡在一起吧，反正是一家人嘛!”

我问:“这地方敌人来吗?”

那姑娘抢着答:“白天有时候摇船过来抢东西，夜晚不敢来。”

过了好大一会，两位老人和姑娘大概觉得我睡着了，便谈起话来。

“唉，”这是老大娘的声音，“听这红军的口音，不是咱这哒人，他的爷(爹)娘不知道怎么挂念着他呢!”

老大爷说:“没听人说，当红军就不能顾家。他们讲究的是顾大家，大家就是咱们穷人!”

“人家是来打日本鬼子的!”这是姑娘在讲话。看来她比两位老人知道的事情要多些。

“打日本鬼子还不是为咱穷人吗?就你是个‘百事通’!”老大爷冲着自己的女儿不服气地说。

姑娘不生父亲的气，转而说:“你们先睡，我去那几家看看，再看看村里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听见姑娘下炕，穿鞋，脚步声慢慢消失，想制止，却没有动弹，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姑娘走了，两位老人仍在谈话。我真想再听听，但由于太累，不一会便睡着了。这一夜睡得特别香甜，特别解乏。

太阳出来了。我怀着感激和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这一家老少三口。

50多年过去了，那一家人的姓名、住址，全都记不起来了，但他们那可敬可亲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我甚至想，当时如果那位姑娘再勇敢些，或者我的年岁再大一些—我得承认，那时我还有些封建—也许我会把她领出来参加革命。我虽然当时没那么做，可后来，也许她经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了党和人民的优秀干部。

在返回师部的途中，战士们和我一样，因受到乡亲们的款待，心情仍很激动。他们说:这里的老乡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报答他们!战士们的话，使我思绪万千，从上井冈山以来，遇到过多少这样的村庄，遇到过多少这样的乡亲啊!他们用物质，用精神，甚至用生命，支持我们，掩护我们，为了我们，他们什么都舍得，他们任劳任怨，竭尽全力，毫无顾忌。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啊。我对战士们说:“对根据地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要记住，要夺取东征胜利，用实际行动来酬谢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

回到师部，我向陈赓等同志汇报。大家听完了既高兴，又深受感动。陈赓同志后来又开玩笑说:“你应该把那个姑娘带来嘛!黄河边的青年，说不定会撑船呢!会唱‘信天游’也好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嘛!你这个家伙哟，封建。封建!”

2月20日夜，抗日先锋军在彭总指挥和毛总政委的直接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军，来到了绥德以东的黄河岸边。左路是以徐海东同志为总指挥的红巧军团。右路是以聂荣臻同志为政治委员的红1军团。林彪虽任总指挥，但在“抗大”没有去。

这一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漆黑的夜幕像最好的屏障，掩护着红军的无数只小木船在黄河的浪涛中穿行。我们红一师从沟口附近渡过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战斗，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壁垒防线”，很快就被指战员们突破了。过河后，当我们前进到关上地区时，才同阎锡山的独立第2旅打了一仗。阎锡山的这个旅，号称“满天飞”，是晋绥军的“王牌”。据说，一有情况阎锡山就用它，它到哪里都能打胜仗。可是，在这次战斗中，它却被我们打垮了。

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们首先击溃了“满天飞”的旅部和1个团，又连夜包围了关上村的另一个团。在雪花乱飞的夜色中，陈赓等同志和我在山头上指挥。1团和13团打了好长时间，却拿不下关上。看来敌人相当顽固。我有些着急，指着山下的战场对陈赓同志说:“怎么搞的?我到前面看看去!”陈赓同志说:“好!今夜一定要把这股敌人搞掉，不能让他们真的‘满天飞’了。”我带着几位参谋和警通人员冲到山下，听了红1团和红13团领导同志的汇报。根据敌人负隅顽抗，我们从正面硬攻一时难以奏效的情况，共同研究了措施，由他们亲自指挥，两个团分别从两面实施包围，齐头并进。经过一番激战，这两支部队终于一起冲进了村子，全歼敌人1个团，俘虏400余人，缴获了3门山炮。这一下“满天飞”再也“飞”不动了。

关上一仗，对阎锡山震动很大，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分四路纵队向红军反击。

3月上旬，是吕梁山细雨蒙蒙的季节。我们经交口县及周围的大麦郊、交石等地，到达孝义县的兑九峪地区，又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依托工事和猛烈的炮火，疯狂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原来得到的情报，敌人是四五个团的兵力。陈赓同志和我各指挥一个团，从上午打到傍晚，不见敌人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心里都犯疑，一时又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情报搞得不准，敌人实际上是14个团。毛主席了解到这一敌情后，立即命令我们撤退。这一仗虽未能达到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但歼灭了敌人两个整团。用陈赓、杨成武、耿飚、谭政等同志的话说:咱们一天“吃”掉他两个团，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教训了阎锡山，他不敢小看红军了。

关上、兑九峪两战皆捷，我们巩固了作战前进阵地，粉碎了阎锡山逼迫红军退回黄河西的企图。为了扩大胜利，毛主席命令左路军北上，佯攻太原;右路军南下，进攻临汾。

在绵绵春雨中，我们经过20多夭的行军、作战，突破敌人汾河封锁线，沿同蒲路到达了临汾地区。

临汾在汾河下游、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刚到这一带，指战员们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活动中，办法还多是老一套:手里拿面写着“招募新兵”四个大字的小旗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讲一通，由于语言相隔，方法死板，主要是因为阎锡山搞了一套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反共”等花样，成立了什么“主张公道团”、“防共保卫团”，散发了什么(防共应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等小册子，进行有组织的、广泛的欺骗宣传，所以我们工作效果不太好。发现这些问题后，师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政治部组织工作队，各团组织工作组，挨村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重点是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帮助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惩办大恶霸，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没过多久，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抗日救国情绪就被鼓动起来了，出现了妻子送郎、父母送子当红军的热烈动人的景象。不到一个月，仅我们红1师就补充了近2001)名新同志。整个1军团的兵力增加了8000余人，还筹集了一大批粮款和作战物资。指战员们说:“这次南下临汾，真可以说‘人财两旺’了。”

东征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打击了阎锡山的气焰，也震动了蒋介石。阎锡山深感靠山西一省之力，实难抗拒红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和声势浩大的政治影响，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本来就想染指山西而不能的蒋介石，立即答应阎锡山的请求，调汤恩伯的13军、关麟徽的25师等部队，分别由湖南、陇海路、正太路入晋，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期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蒋阎合流，敌人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目的是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的地区，形成新的“围剿”局面，继而消灭之。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更好地实现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政治任务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党中央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河西，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即(回师通电))，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拦红军东征抗日的破坏活动，重申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西渡黄河回到陕北，记得是在子洲县的一个村子里，方面军召开了庆祝东征胜利大会。彭德怀总指挥和毛泽东总政委以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东征的胜利和意义。周恩来同志就争取团结东北军一致抗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也讲了话。记得他特别强调东征的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的胜利。我们把抗日的种子撤在了山西人民中间，蒋介石和阎锡山再也睡不安宁了。红1军团的同志，要继续发扬团结奋斗的传统，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大会后，举行了会餐，最好的菜是红烧猪肉。陈赓同志本来和我一桌，但是他坐不住，这个桌走走，那个桌站站，最后竟然用筷子夹着大块肥肉摆起了“擂台”，要来个“吃肉大竞赛”，不仅逗得我们笑得直不起腰，连一些领导同志也都笑出了眼泪。他回到我们桌上后，有人提议让他讲个故事。他不假思索地说:“好!讲一个关麟徽吧!”

关麟徽是我们在河东刚刚打过的敌25师师长。有人不愿听，说:“手下败将关麟徽有什么好讲?不要!不要!”

有人喊:“讲一讲你的恋爱史吧!”

“恋爱史你自己去做嘛!讲出来有什么意思?”他说。“关麟徽的故事你们不听，下一次给我三盆红烧肉我也不讲了。你们可不要后悔呀!”说着坐下来，再也不吭声了。他还“卖关子”哩!

我说:“讲吧!讲吧!再找三盆红烧肉可不容易哩!”

他这个故事还真有点意思。

原来这关麟徽是陈赓同志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那时候黄埔军校的纪律很严，站起队来，教官在你身后朝膝盖背面猛踢一脚，你要打了弯，或者身子摇动了都不行，更不准交头接耳，嘻笑讲话。关麟徽一向自认为是“模范军人”，也确实很得长官的赏识，有点目中无人。有次操练中他和陈赓同志挨边，教官发出立正的口令后，关麟徽昂首挺胸，一派盛气凌人的劲头。陈赓同志趁教官不注意，把舌头伸出来有意地向关麟徽做了个十分可笑的鬼脸。“那一次我是很卖力气的。”陈赓同志说，“舌头向右，鼻子向左，一眼睁一眼闭。关麟徽一看，止不住‘扑味’一声笑了。他一笑，教官听见了。教官一来，我挺起胸脯，目不斜视，装作无事的样子。只听‘叭、叭’两声，教官的巴掌落到了关麟徽的脸上。‘关麟徽出列!’教官喊着，让关麟徽站到我面前，说，‘你看陈赓，他才是黄埔军人的样子哪!’关麟徽看着我，满脸的肌肉有点‘四分五裂’了—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事后他对我说:‘好你个陈赓，你小心点!’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等着你老兄的报复!’那是1924年，到现在想想11年多了。”

我笑着说:“这一次关麟徽又挨了你的揍—不过不是两个耳光了。”

大家都笑了。

我们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不但被蒋介石所拒绝，他还一面派其嫡系胡宗南部北上甘肃，阻拦和“围剿”正在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一面策动西北“三马”的回族军阀部队袭扰我根据地。

为了发展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迎接红军大会师，发动西北各族人民抗日，中央决定西征甘肃、宁夏。

西征时，部队作了相应的调整。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刘志丹同志已在东征中牺牲)领导的红巧军团变为右路军，我们红1军团变为左路军。左权参谋长代理军团长，聂荣臻同志仍为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我由红1师调任红2师师长。

和陈赓同志分手，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向爽朗的陈赓同志也有些激动—他是个感情极丰富的人—“老杨呀!”他说，“我们俩一起两渡黄河，情如流水，源远流长呀!我们搭伴才几个月嘛，刚熟悉嘛!仗也打得可以嘛!我向聂政委提过意见，不让你走。聂政委一字不改!没得办法，我只好送你上任去了。万里征程路尚远，咱们战火之中各尽能吧!”说着说着，他的眼圈有点发红。

“我担心你的身体，你的腿!担心你那不要命的劲上来，什么也不顾!”我说。

“腿是不打紧的。”陈赓同志笑了:“它经过‘红色恐怖’也经过‘白色恐怖’，比我能耐大得多!哎，”他话锋一转，很认真地说:“你26岁了吧?得想法找一个老婆啦。”

“你又开玩笑了。”我说。

陈赓同志仍然很认真地说:“不是开玩笑，是严肃的事。我的老婆是个工人，对我帮助很大—可惜现在还在敌人的监狱里。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党在想办法营救她，但愿她早日回来。我是真有点想她呀!等她回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她!”

可惜陈赓同志的夫人王根英同志出狱到根据地时，我们未得相见。后来王根英同志于1939年3月在河北反“扫荡”的战场上英勇地牺牲了。

(摘自《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版，文题由编者所拟)